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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担保效力认定分歧及其制度完善策略

 

博论文网是一家专业提供论文定制修改服务的网站,上10年的论文经验,无论是本科论文、硕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博士论文,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论文服务。以下是硕博论文网小编为您精心挑选的一篇法律论文毕业论文范文,内容是关于越权担保效力认定分歧及其制度完善。建议对法定权限限制路径改进,在明确相对人适当审查义务的基础上,对相对人恶意时合同效力归属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给予公司追认期间,最终确定担保合同效力归属责任主体。以供参考。以供各位同学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主流裁判路径“规范性质识别路径”与“法定权限限制路径”有所不足,盖因对《公司法》第十六条与《合同法》第五十条误读所致。前者是授权规范也是强制性规范,是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法定限制;后者为效力归属规范,解决合同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而非直接解决合同效力问题,且由于不能进行反向解释导致当相对人恶意时是否能对公司产生效力存疑。建议对法定权限限制路径改进,在明确相对人适当审查义务的基础上,对相对人恶意时合同效力归属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给予公司追认期间,最终确定担保合同效力归属责任主体。

越权担保效力认定分歧及其制度完善策略

  关键词: 越权代表; 法定权限限制; 规范性质识别; 审查义务; 无权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颁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7点专门阐释了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即对外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之所以对于公司对外担保效力问题如此关注,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审判尺度不一的问题显着存在。当前,审判实务中有关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效力判断状况如何,《九民纪要》所规定的审判思路是否正确,是否能够真正解决该类纠纷中各方主体所关切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梳理当前司法裁判审判思路,并剖析越权担保所涉法理之后才能进一步回答。

  二、司法实践中裁判路径梳理

  实践中有关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的案例数量较多,而对当前人民法院的裁判路径进行梳理发现,由于对法律规范本身性质的认识不同及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种裁判路径:

  (一)规范性质识别路径

  由于对规范识别的性质不同,该路径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直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对外担保的规范性质,认定其并不会影响合同效力;另一种则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则,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性质,进而判断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担保行为的效力。关注的是《公司法》第十六条本身的性质。

  1. 法院将《公司法》第十六条认定为内部管理规范

  法院将《公司法》第十六条认定为内部管理规范,只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对外发生效力,相对人对此不负有审查义务。因此不会因为法定代表人未履行规定的内部程序而对外担保时,导致其与相对人签订的外部担保合同无效。

  2. 关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范属性

  更为常见的是关注《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强制性规范属性:由于其明确的“由……决议”“不得”“必须”等字样表明其强制性。然而,第十六条对于违反该条的法律后果并未明确规定,这让法官适用时面临困境。于是,相当一部分法官选择直接从《公司法》第十六条本身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判定该强制性规范性质为管理性还是效力性强制性,进而从法理上弥补法律后果。而对强制性规范性质本身属于管理性或效力性强制性则有所争议,并直接影响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如果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判定担保合同无效;反之则无法利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判断合同无效,认定担保合同有效。实践中也存在从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到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转变,当前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为管理性规范的为多数。

  (二)法定权限限制路径

  从法定代表人行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出发,认定法定代表人行为构成越权代表,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判断越权代表是否构成表见代表:构成则合同有效,反之则无效。

  法定权限限制路径不着眼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性质,而是关注其内容。从正面来看,该条规定了能够决定公司对外担保的法人机关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从反面来看,法定代表人不享有单独作出对外担保决议的权限。因此,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外担保,属于超越其法定权限的行为。对于公司而言,是越权代表。而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法律后果的规范,则存在于《合同法》第五十条。根据该条,结合与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善意状态:如果相对人善意,合同有效;反之则合同无效。这也是当前《九民纪要》采取的基本立场。

  两种路径均从《公司法》第十六条出发,前者更多关注该条本身性质,进而直接判断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后者更多关注该条内容,而将法律后果交给《合同法》第五十条,根据相对人是否善意判定担保合同效力。

  三、越权担保效力认定分歧原因

  从同一法条出发,最后的裁判结果迥异,将极大损害司法权威。之所以造成如此问题,关键在于对所涉相关法条解释不同所致。

  (一)《公司法》第十六条解释

  第十六条没有规定违反该条的法律后果,难以直接以第十六条进行裁判,因而该条存在法律漏洞,必须通过解释予以完善。而正是不同的解读导致完全不同的裁判路径。若要通过解释得到最符合立法原意的解读,应当遵循一定的解释方法,不可为了达到解释目的而随意进行解释。通常认为,解释法律文本应当以文字为起点,并在其所在的语境下进行体系解释。对于存在规范旨意缺陷的情形则通过目的解释予以补充,而法律产生的历史则经常给出目的解释的关键信息[1]。因此,应当遵循先文义,再体系,之后目的与历史解释的方法。

  1. 文义解释:授权性与强制性规范

  从文义解释上而言,应当直接从最直接的文本出发,不可夹杂价值判断立场陷入解释学循环中。如有学者从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问题,引申到认定有效或者无效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利益还是公司利益,再反过来认定第十六条究竟是效力性或者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夹杂已有的价值判断直接去判定法条性质显然不足取,只会得出想要的结果,难以真正揭示立法原意。

  应当从单纯的文义进行解释。第十六条将能够决定对外担保的决议机关强制交予了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将法定代表人强制排除在外。这既是授权性规范———授权何种机关有权作出该等决议,也是强制性规范———除该机关外其他机关均无此权限。但是到此为止,第十六条未进行更多规定,无法律后果部分,没有体现法定代表人违反该条对外作出担保如何认定担保行为效力。因此,文义解释存在局限性。如果仅对第十六条进行文义解释无法完美解决该难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解释。

  2. 体系解释:对外担保意思形成规则

  对第十六条进行体系解释,首先需要将其放在《公司法》体系中。《公司法》第一条明确该法目的在于规范公司组织及行为,保护《公司法》、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公司这种组织形态难以通过民法进行规制,而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司治理,需要《公司法》这部专门法。《公司法》是一部管理法而不是一部交易法,实现公司和相对人的交易安全并非《公司法》的直接立法目的。第十六条处于总则部分,是公司立法的基础事项,是法人意思形成规则。这与交易法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相同,后者关注的是相对或异向交易,而该条关注的是由于法人的团体性而衍生出来的问题[2]。具体到担保合同法律关系中,只规定了合同一方的意思表示如何形成,而不是去评价双方之间的合同效力。直接以《公司法》第十六条这一规制公司治理的规范去界定法定代表人越权与相对人签订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是该条难以达到的,因为法人越权导致的问题对外担保的意思表示究竟是否形成的问题,最后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而非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3. 历史解释:担保程序限制

  当前,我们熟知的《公司法》第十六条在2005年该法修订时才得以正式规定,在1993年版本中,公司是被明令禁止向外作出担保行为的。由于实践中公司担保行为普遍存在且有正当需求,结合中小企业向银行贷款的艰难现状即不难理解。因此,否定公司对外担保能力显然不现实。但是,现实中各种关联担保、交叉担保等“滥保”现象突出,可能给公司财产带来较大风险,放开公司担保能力需要在配套措施上予以完善。因此有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制度安排,既肯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的能力,同时也对公司作出对外担保意思表示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可以说,第十六条从制定之日起担负的功能,就是对公司对外作出担保行为本身进行规制,从程序方面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而不是为了评价担保合同效力问题。

  对第十六条进行解释后可知规范性质识别路径存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仅仅靠第十六条难以判断异向交易中的合同效力,而只能判定法定代表人没有相关权限对外做出担保行为,该行为属于超越权限的行为。

  (二)《合同法》第五十条解读

  法定权限限制路径并未直接以《公司法》第十六条为判定效力的基准规范的做法有可取之处,将越权行为的法律后果交由《合同法》第五十条越权代表规则也是较为正当的选择。但当前对于第五十条的误读让裁判仍然陷入一些误区。

  1. 第五十条乃效力归属规范

  同样,若对《合同法》第五十条进行解释可以发现,第五十条乃是效力归属规范,由该条可知担保合同责任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而非直接是合同效力本身问题。

  就文义解释而言,如果只从“该代表行为有效”进行解读,一方面,可以认为法定代表人成就表见代表,其行为效力可以归属于公司;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法定代表人代表的担保行为有效。当然,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因而文义解释存在局限,需要从体系解释进一步判断。《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四十八条、四十九条均为代理规范,而代理本身与代表其实区别并不大。我国尽管采取的是代表说,但是如果忽略在法人层面的实在说与拟制说的争议,法定代表人所从事的行为对于法人而言究竟是代表或是代理其实并没有区别[3]。体系上,将代理与代表放在一起也体现了其相似性。结合代理相关规则理解代表规则可以发现,“该代表行为有效”指的应当是该代表行为对法定代表人所在的公司发生效力,由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并不意味着担保合同一定有效,合同效力仍要结合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综合判断。

  2. 第五十条不满足反向解释

  法定权限限制路径认定相对人恶意时合同无效,但第五十条其实并未对此直接规定,盖由裁判者直接进行反向解释推导而出。但是否能够直接进行反向解释,认定相对人恶意则担保合同无效呢?只有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的法条,才可以采取否定法律要件进而否定法律效果的解释方式[4]。对第五十条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法律效果并未明确,如何能够直接进行反向解释呢?而考察类似的代理制度,发现当相对人恶意时,法律赋予被代理人一定的追认期间,将是否受到合同约束的选择权交由被代理人。如果在该期间内被代理人选择追认,则该行为对其发生效力,被代理人应当承担责任;反之则不发生效力。

  可见,即便是两步走的法定权限限制路径,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读《合同法》第五十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可直接判断的是构成表见代表的责任承担者为公司,但是无法直接进行反向解释,不构成表见代表的越权代表的责任承担者不是公司。并且判断了责任承担者并不代表判断担保合同效力,合同效力还需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四、越权担保效力判定司法续造

  通过分析当前主流判定路径后发现各有不足,但是后者显然更符合法理。因此,建议在法定权限限制路径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一)明确善意标准:相对人的适当审查义务

  对于《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善意”的标准仍有所争议,但是“善意”与否直接影响到法定代表人的无权代表行为是否能够构成表见代表。实践中存在将相对人利益保护绝对化的倾向。李游(2017)对458份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法院认为交易相对人无需承担一定审查义务的占91.05%[5]。学界也对此有所争议。为了实现更好的规范,理应要求相对人有适当的审查义务。

  相对人是否应承担审查义务,与法律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是否存在对外效力息息相关。而法定代表人的权限限制包括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前者由章程、公司内部决议作出,如章程可以直接对经营范围进行限制或者规定一些特别重要的事宜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而该类章程、决议由于只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并不要求相对人熟知,不具有对外效力[6]。后者则由相关法律规范作出的对法定代表人权限的限制。《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是明显的法定限制,但是第一款由于“章程”二字的存在易让人误会其为意定限制,其实不然,该款与第二款一样,均为法定限制。首先,该款对能够作出决议的机关进行了限制,只能在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中作出选择;其次,之所以法条中规定“章程”中规定,是为了在一定限度内尊重公司的自治权,将具体的担保事项决议程序交由公司自己决定。整体看来,该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作出仍具有强制性而非有公司章程能够完全自主决定的事宜。而不知法者不免责,对于担保这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重大事项,法律已经对其进行了一定限制,相对人应当知道有此限制,进而在法律的指引下去查询是否存在章程相关条款、是否已经形成相关决议文件。

  (二)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

  由于《合同法》第五十条并未就相对人恶意情况下的责任承担主体明确规定,存在法律漏洞需要填补,可以适用法律原则予以填补或者类推适用相近规则。

  在类推适用时,制度上的相似性是首要考虑因素。从调整对象上来看,代理规则与代表规则都是效力归属规范,一方的行为后果由另一方承受。而从行为人角度来看,可以说代表与代理只是归属对象与行为人的关系不同。从体系上,《合同法》将越权代理与越权代表的规范放在一起,两种规则的相似性毋庸置疑;从比较法上,将代理规则运用在公司领域并不是不存在的事情。一些法人机关的行为究竟是代理还是代表本来就有争论。如德国就将董事会的一部分行为按照代理规则处理[3]。尽管在立法技术上将两种规则分离,但利用代理规则填补代表规则存在可行性。尽管也有观点对类推适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与法人实在说中法定代表人意思即为法人意思相悖,但这显然与人性不符,也对公司合法利益保护不利。法定代表人难免发生越权行为,这也是《合同法》第五十条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代理规则与代表规则实质均为效果归属规则,刻意将代表从代理上割离,在法律构成上,并非事物本质所必然[7]。

  具体而言,当相对人善意时,则直接适用第五十条,判定被代表人即公司应当对此承担责任。当相对人恶意时,类推适用越权代理规则,给予公司选择权,让其自主决定是否进入到该担保合同中。实践中也的确存在法定代表人为了公司利益,不愿错失交易机会而未经相关程序从事的担保行为,毕竟商业机会稍纵即逝。如果公司能够追认对其有利的商业机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如果公司不去追认,此时也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如果公司不予追认,则追认期间经过,公司对此承担责任;反之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结论

  当前主流裁判方式中,规范性质识别路径对《公司法》第十六条有所误读,导致直接以第十六条判断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合同效力;法定权限限制路径对《合同法》第五十条有所误读,导致直接以第五十条的效力归属规则判断合同效力本身。通过对两法条的重新解读,重新审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裁判中所涉问题,明确适用规则应为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判断法定代表人是否越权,再决定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相对人善意时公司对此承担责任,相对人恶意时类推无权代理规则,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 岳冰.解释论视角下公司担保行为效力的规范立场[J].法学杂志,2019(10):55-62.
  [2] 施天涛.《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J].现代法学,2019(3):111-126.
  [3] 高圣平,范佳慧.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歧的分析和展开[J]比较法研究,2019(1):70-85.
  [4] 杨艳霞,胡晓红.“反对解释”有效性的逻辑考察[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2):97-100.
  [5] 李游.公司越权担保效力判定路径之辨识[J].河北法学,2017(12):155-169.
  [6] 周伦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判断规则[J].法律适用,2014(8):2-9.
  [7] 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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