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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涉疫犯罪的危害性、现状及治理策略

 

博论文网是一家专业提供论文定制修改服务的网站,上10年的论文经验,无论是本科论文、硕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博士论文,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论文服务。以下是硕博论文网小编为您精心挑选的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毕业论文范文,内容是关于涉疫犯罪的危害性、现状及治理策略。 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涉疫犯罪,暴露出相当一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乏、法治素养较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强化相关法治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的宣传力度,重点加强传染病防治、应急管理、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识,引导公众自觉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供参考。以供各位同学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 涉疫犯罪是指疫情期间发生的、与疫情或疫情防控存在某种关联性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现象的总称。涉疫犯罪的危害性具体表现在对防疫秩序、医疗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方面权益的侵害,同时具有明显的“叠加效应”。当前涉疫犯罪呈现多发态势,其背后的成因主要有疫情状态下的法律不足和社会治理缺陷、疫情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增多以及犯罪动机等个人主观因素。为有效应对和治理涉疫犯罪,应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完备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司法力度、积极排查化解涉疫矛盾纠纷和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浅析涉疫犯罪的危害性、现状及治理策略

  关键词: 新冠肺炎; 疫情; 犯罪; 态势; 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涉及疫情防控的刑事犯罪案件,严重危害疫情防控秩序和社会秩序。本文拟结合司法机关发布的惩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罪政策意见、案件办理情况和典型案例等有关资料,论述阐释涉疫犯罪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性,梳理归纳涉疫犯罪的基本态势,探讨剖析涉疫犯罪的主要成因,提出预防和遏制涉疫犯罪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做好疫情非常时期犯罪治理、加强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提供参考。

  一、涉疫犯罪的概念与类型

  涉疫犯罪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出现的一个犯罪概念,目前尚没有一个明确、公认、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涉疫犯罪,又称涉疫情犯罪,一般是指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与疫情或疫情防控存在某种关联性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现象的总称。实践中,对于这一概念所表述的犯罪行为或犯罪现象,使用过不同的术语。使用比较多的是“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如两院两部2020年2月6日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法发[2020]7号)(以下简称两院两部意见)。此外,还使用过“涉疫情犯罪”“涉疫犯罪”等术语,如最高检发布的涉疫情典型案例。

  笔者认为,较之“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涉疫情犯罪”,使用“涉疫犯罪”术语可能更为妥当。理由有二,一是“涉疫犯罪”的外延更宽。某一种犯罪行为,只要与疫情存在某种关联性,均可归属于涉疫犯罪的范畴。比如,利用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可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该犯罪尽管不直接构成妨害疫情防控,但因涉及到疫情信息,也可纳入涉疫犯罪的范围中。再比如,行为人可能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针对从重灾疫区来的车辆实施某种破坏行为而构成的破坏交通工具罪,也属于涉疫犯罪的范畴。二是“涉疫犯罪”的表述更为直接、简洁和明了。涉疫犯罪中的“疫”包含疫情和疫情防控两个方面。涉疫犯罪清楚地表明此类犯罪的内涵特征就是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疫情或疫情防控,其语义逻辑类似于犯罪学中的“涉毒犯罪”概念,容易理解和把握。
 

  关于涉疫犯罪的具体类型,两院两部意见从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角度列举了9大类34个具体罪名;有研究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从刑法分则的角度梳理提出了疫情期间可能涉及的12类犯罪30个罪名详见表1。1

  表1 涉疫犯罪的类型与罪名
表1 涉疫犯罪的类型与罪名

  注:1.观点一来源:两院两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2.观点二来源:《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附相关案例)。

  由上可见,涉疫犯罪是一个由种类繁多的罪名构成的、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犯罪类概念。上面所列举的数十种具体罪名都属于涉疫犯罪。除已列举的罪名之外,从理论上看,还可设置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任何与疫情或疫情防控具有某种关联性的具体犯罪,也都可属于涉疫犯罪的范畴。比如,随着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风险增加,由于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构成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也属于涉疫犯罪的范畴。

  二、涉疫犯罪的危害性

  刑法学认为,一种犯罪的危害性突出体现在其对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方面。所谓法益,是指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各种生活利益,既有个人利益,也有共同的社会利益。刑法正是通过设立犯罪的方式来行使对法益的保护,进而履行了社会治理的使命。通过对涉疫犯罪侵害权益的具体分析,可以比较深入、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涉疫犯罪危害性的内容和特点。

  (一)从内容上来看,涉疫犯罪的危害性具体表现在对防疫秩序、医疗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方面权益的侵害。

  一是危害了防疫秩序。疫情发生后,公众迫切需要建立和维护一种特殊的防疫秩序,以便及时、有效地消除疫情灾害。这种防疫秩序包括对疫情信息的及时公开、必要的交通管制、检查检测和封闭隔离观察治疗措施、防疫物资的保障等。涉疫犯罪的共同点在于其侵害了防疫秩序这一根本法益,往往会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导致疫情扩散、蔓延,进而危及广大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2二是危害了医疗秩序。防控非常时期发生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故意伤害、杀害医务人员或者拒不接受医院的检疫、隔离、治疗措施等犯罪行为,严重侵犯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破坏正常医疗秩序,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危害了市场经济秩序。随着疫情发生和蔓延,防护用品及相关物资就变得格外紧缺,一些不法分子实施的制售假冒伪劣、非法经营、诈骗等犯罪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企业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正常生产和复工复产活动,侵害人民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危害了社会秩序。疫情防控期间,故意杀人、伤害、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给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公共安全稳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外,涉疫犯罪还危害了其他方面的法益。比如,新冠肺炎染疫人或者染疫嫌疑人在入境时不如实申报健康情况或入境后不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会引起疫情传播的严重危险,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不仅破坏了我国入境疫情管控秩序,还危及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罪,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害了国家利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

  (二)从特点上来看,涉疫犯罪的危险性具有明显的“叠加效应”。

  由于涉疫犯罪发生在疫情防控这个时空背景之下,或多或少与疫情防控存在关联性,因此,涉疫犯罪除侵犯具体罪名保护的法益外,通常都会直接或间接侵犯疫情防控秩序这一特殊法益,两者交积叠加之后往往导致涉疫犯罪对有关法益的危害程度显着扩大甚至倍增。比如,疫情防控期间的暴力伤医犯罪行为在造成医护人员人身伤害的同时,势必会造成医疗秩序混乱、医护人员短缺和情绪不安等,严重影响疫情防控正常开展;生产、销售的假冒N95口罩流入市场后,非但不能起到防止病毒扩散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疫情扩散,这不仅扰乱了非常时期的市场管理秩序,而且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秩序。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不论是针对一线防控人员实施故意杀人、伤害、绑架行为,还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疫情信息以及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行为,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在严重侵犯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同时,极大地干扰了疫情防控秩序。

  三、涉疫犯罪的基本态势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4月17日发布的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情况,3截至2020年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3324件,其中审查批准逮捕2910件(各类型案件数详见图)。这一数字是2003年4月13日至6月15日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非典”犯罪案件268件的近11倍。4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至4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批18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0批55个典型案例(详见表2)。5通过对上述这些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涉疫犯罪多发的基本态势。

  表2 涉疫犯罪典型案例发布情况
表2 涉疫犯罪典型案例发布情况

  图全国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
图全国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

  (一)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凸显。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新的犯罪类型,与疫情防控最为密切。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主要包括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妨害传染病防治罪13件15人,提起公诉24件26人。此类犯罪的特点是拒绝执行或不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健康申报、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如,河北省内丘县梁某某(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故意隐瞒在武汉居住旅行史,在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多次出入公共场所,造成500多名接触者被隔离,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四川南充孙某被确诊和收治隔离后,仍隐瞒真实行程和活动轨迹,导致疾控部门无法及时开展防控工作,大量接触人员未找回,也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宁夏回国人员丁某某不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隐瞒自身已出现咳嗽、乏力等症状,致使上海海关在其入境时未能及时采取管控措施,涉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鉴于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直接对疫情防控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可能造成疫情蔓延的重大风险,无疑应当作为疫情防控期间依法惩治的重点。

  (二)暴力妨害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类犯罪明显增多。

  在疫情防控期间,针对参与医疗救治的医务人员和履行防疫、检疫、强制隔离等措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暴力事件持续出现。例如,云南省红河县马某某持刀杀害2名防疫卡点工作人员,构成故意杀人罪;湖北武汉柯某某在其家属确诊新冠肺炎医院治疗期间殴打医务人员构成寻衅滋事罪;云南省宣威市崔某不佩戴口罩出入公共场所,并持刀恐吓、划伤防疫人员,被依法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山东省济南市邓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因未戴口罩与防控人员发生厮打后,又殴打出警处置的民警,构成妨害公务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妨害公务罪429件530人,提起公诉471件572人;依法批准逮捕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159件191人,提起公诉120件143人。其中有相当部分都属于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暴力犯罪。这些犯罪的突出特点是暴力抗拒疫情防控。因暴力抗拒管控引发的妨害公务、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直接破坏了正常防疫秩序,严重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社会影响恶劣。对此类犯罪予以依法打击,有助于维护国家法治权威,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三)诈骗犯罪高发且呈现网络化、信息化特征。

  疫情防控以来,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疫情防控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等诈骗犯罪多发。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诈骗罪1729件1834人,提起公诉946件993人,诈骗犯罪在涉疫各类犯罪中发案量排名“榜首”,批捕、起诉的人数均占所有涉疫情犯罪案件的四成左右,批捕件数更是超过50%。值得注意的是,相比2003年“非典”期间,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的诈骗犯罪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呈现出犯罪网络化、信息化等明显特征。从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诈骗犯罪大多是通过微信、QQ、淘宝网以及自媒体等网络平台实施。例如,有人通过微信发布医疗器械生产许可、口罩实物图等虚假“凭证”骗取钱财,有人注册虚假微信公众号冒充慈善机构骗取群众捐款,还有人冒充任课老师混入家长QQ群发布虚假培训通知骗取培训款。正因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和隐蔽性,疫情期间诈骗犯罪大幅度增长,犯罪行为传播速度和范围也远远大于“非典”期间,社会危害性更大。

  (四)制假售假和非法经营类犯罪上升。

  疫情防控期间,生产、销售伪劣药品、医疗器械、口罩等防护用品的犯罪行为多发,给疫情防控造成巨大隐患。此外,经营者为牟取暴利,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呈上升趋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依法批准逮捕制假售假类犯罪237件436人;依法批准逮捕非法经营罪19件37人。这类犯罪的特点是,犯罪在疫情发生之前本身就存在,在疫情发生后,利用疫情暴发的特殊情势,借助于疫情的恐慌来实施此类犯罪更容易得手。这种“发国难财”的行为,不但妨害了正常市场秩序,还加剧了公众的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稳定。

  (五)造谣传谣犯罪时有发生。

  疫情防控期间,有的不法人员编造虚假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上传播,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例如,辽宁省鞍山市无业人员赵某某为扩大网络影响力,将自己身着警服的照片设为微信头像,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鞍山市今晚全城开始封路!”的虚假信息,导致大量市民向110接警中心、交通管理局等部门电话咨询,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被告人刘某某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暂住地内,利用微信号编造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到公共场所通过咳嗽方式向他人传播的虚假信息,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群、QQ群传播,直接覆盖人员共计2700余人,造成社会极大恐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依法批准逮捕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8件8人,提起公诉9件9人。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造谣传谣犯罪人出于一己之私,利用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的恐惧心理,故意编造和传播虚假的疫情恐怖信息和疫情防控信息,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疫情防控秩序,社会影响极坏,必须予以严惩。

  (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成为惩治重点。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野生动物高度相关。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全民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消除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隐患、加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截至4月16日,依法批准逮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含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野生动物资源类非法经营罪)189件263人,提起公诉207件352人。对此类犯罪予以重点打击,是积极回应公众的关切,注重源头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必然要求。

  (七)职务犯罪风险增大。

  我国刑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对官员失职失责行为设立了罪名,疫情防控期间肩负防控疫情职责的官员失职失责必然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在疫情防控中,应当注意防范下列职务犯罪:一是负有组织、协调、指挥、灾害调查、医疗救治、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物资保障等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等行为;二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涉嫌传染病防治的失职行为;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针对防控新冠肺炎款物涉嫌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行为。

  四、涉疫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疫情状态下的法律不足和社会治理缺陷是涉疫犯罪多发的根本原因。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犯罪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社会规范体系的功能缺陷所致。6人类行为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而社会结构失调则会产生社会反常状态和失范的犯罪行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范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整个社会运转与民众生活都陷入到一种非正常状态。这种非正常状态给我国的犯罪治理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在公共安全卫生领域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方面的缺陷和短板。比如,疫情既暴露出我国涉疫犯罪防控立法上的不足,也暴露出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也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疫情带来的公共安全威胁与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主要矛盾,而疫情期间的刑事犯罪多发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疫情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增多是涉疫犯罪多发的客观原因。

  疫情防控期间,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成为涉疫犯罪的导火索。这些矛盾纠纷既包括普通群众与从事疫情防控公务人员发生的矛盾纠纷,也包括普通群众之间发生的与疫情有关的家庭纠纷、物业纠纷、合同纠纷、劳资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别是疫情出现后,为了最大限度防控疫情,各级政府组织动员了包括居(村)委会、物业保安、社区工作人员在内的多类人群等落实防控职责。通过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防疫工作人员要履行保卫公共安全的责任,而作为防疫对象的普通公民往往更看重个人的行动自由,这种潜在的价值冲突,势必会埋下2个群体之间的冲突风险。一方面,部分行使临时执法权的基层工作人员,包括一些物业保安、村干部、志愿者等等,没有执法经验,缺乏规范化执法的培训,出现了执法不文明、不规范甚至是粗暴执法的现象。另一方面,有些群众因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严格管控、检查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不能理解和配合,与防疫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些社会冲突和犯罪隐患,如果不能及时化解,便会升级为抗拒疫情防控等刑事案件,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三)犯罪动机等个人主观因素是涉疫犯罪多发的直接原因。

  疫情防控期间,一些不法分子认为有了可乘之机,于是想法设法利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特殊情形、特殊需求等来作案,进而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从司法机关发布的涉疫犯罪典型案件来看,有的犯罪嫌疑人冒充疫情防控人员,骗开小区住户房门,持刀入户实施抢劫;有的犯罪嫌疑人冒充新冠肺炎感染者实施绑架,并以传播病毒和同归于尽相威胁索要钱财;有的犯罪嫌疑人利用防疫期间口罩等防疫用品紧缺、民众防疫心切等因素,短期内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抬高物价,或者生产、销售伪劣口罩、医用酒精、消毒液等防疫产品,牟取暴利;有的犯罪嫌疑人钻疫情防控时期被害人思虑不细、考虑不周的漏洞,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从中可见,这些涉疫犯罪的发生与不法分子的犯罪动机直接相关。此外,从疫情期间多发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妨害公务犯罪、寻衅滋事犯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犯罪等案件来看,涉罪人员绝大部分没有犯罪前科,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多属于临时起意,一般没有十分严重的主观恶性,对于相关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认识不清、对防疫措施重视不够、对病毒和防控要求缺乏了解,有的出于对隔离的恐惧,这表明这些涉疫犯罪的发生与涉罪人员法律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乏、法治素养较差存在较大的关联性。

  五、涉疫犯罪的治理对策

  (一)加强涉疫犯罪治理的顶层设计。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强涉疫犯罪治理,既要求我们立足当前,保持对涉疫犯罪的严惩态势;更要着眼长远,推进法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充分认识涉疫犯罪治理的重要性,将涉疫犯罪治理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平安中国建设中并作为重要内容,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要深入研究涉疫犯罪给国家治理和平安建设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分析揭示涉疫犯罪的特点、规律和成因,预测研判后疫情时期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涉疫犯罪的趋势与走向,系统规划和有效推进涉疫犯罪的预防和治理体系建设。要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现代治理意识,及时总结提炼疫情犯罪治理实践中的好理念、好经验和好做法,注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形成合力,建立健全重大疫情下犯罪治理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涉疫犯罪的能力和水平,为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二)构建系统完备的涉疫犯罪治理法律体系。

  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境卫生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打击各类涉疫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和防控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政策性文件,如两院两部意见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0年2月7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国卫医函[2020]43号)、最高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五部门2020年3月13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等,为准确适用法律、有效应对涉疫犯罪提供了具体依据和专业指导。但还应当看到,这些法律法规在系统全面性、相互衔接性、效力平衡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家立法部门应认真梳理涉及涉疫犯罪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总结相关法律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及时查漏补缺,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涉疫犯罪治理法律体系,确保涉疫犯罪治理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三)加大治理涉疫犯罪的执法司法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要充分发挥刑事法治的震慑和保障作用,依法从严从重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犯罪行为特别是暴力犯罪,坚决遏制涉疫犯罪多发态势,营造疫情防控期间良好的防疫秩序、医疗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要聚焦防控疫情时期涉疫犯罪的特殊危害性及其恶劣情节,对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惩处,绝不手软;另一方面要体现司法谦抑性,对由于心理危机诱发的妨害公务犯罪,家庭生活困难导致的盗窃等侵财犯罪,主观过失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的一般违法犯罪等,基于犯罪动机、目的、危害后果等因素,依法适用宽缓刑事政策,尽量修复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正常运转。要重视加强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沟通协调会商机制的作用,及时分析研究解决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统一法律政策标准和刑事处罚尺度,确保案件得以顺利侦查、起诉、审判、交付执行。

  (四)积极排查化解涉疫矛盾纠纷。

  涉疫犯罪中的相当一部分犯罪是由涉疫矛盾纠纷发展或引发而来。因此,及时排查化解涉疫矛盾纠纷,是预防和减少涉疫犯罪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工作从应急状态进入到常态化防控状态,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双重影响,各类涉疫矛盾纠纷将会不断浮出水面,如不及时处理很可能发展为违法犯罪,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秩序稳定。比如,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有些人放松了警惕,可能认为常态化防控措施不再有必要,产生抵触情绪,从而诱发矛盾纠纷,甚至暴力冲突;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可能引起侵害财产类案件多发;因疫情引发的劳动争议、三角债、执行难、合同违约等纠纷处理不当容易民转刑;因防疫需要而采取的长期封闭隔离会诱发心理问题甚至导致发生个人极端事件,等等。要大力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法律政策解读优势,认真做好释法说理、消弭对抗情绪、法律服务等工作,教育引导群众学会在理性和法治轨道内平衡利益、化解矛盾、处理纠纷,通过及时有效解决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将涉疫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进而减少涉疫犯罪的发生。

  (五)强化预防涉疫犯罪的法治宣传教育。

  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涉疫犯罪,暴露出相当一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乏、法治素养较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大力强化相关法治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的宣传力度,重点加强传染病防治、应急管理、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疫情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意识,引导公众自觉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强预防疫情犯罪警示教育,宣介、揭示疫情犯罪的特点、手段和危害,引导公众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警惕心理,克服容易轻信上当等问题,维护自身权益,避免成为涉疫犯罪的受害方。要切实提高法治宣传教育成效,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司法机关积极回应预防违法犯罪的现实需要,分批次及时发布了涉疫犯罪典型案例,既可以给办案一线提供最直接、最鲜活、最有效的范例指导,解决司法办案中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及时、直观地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告诉公众这种行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较好地发挥了法治宣传的导向和警示作用,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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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吕艳明、黄楚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附相关案例),http://www.junzejun.com/Publications/131727ab09faf0-4.html,2020年5月10日访问。
  2(1)姜涛、柏雪淳:《从严从重:疫情防控期间刑法的特别治理之道》,载《人民检察》2020年第4期。
  3(1)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疫情防控刑事案件情况》(截至4月16日),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h/202004/t20200417_458926.shtml.2020年5月10日访问。
  4(2)新冠肺炎疫情无论从严重程度、波及范围、持续时间还是防控措施等方面,都远远超过“非典”疫情,加上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也发生较大变化,因此相应的案件数量也大幅度增加——笔者注。
  5(3)其中第七批、第八批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发布。
  6(1)[法]迪尔凯姆着,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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