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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村民间故事活态资源的抢救性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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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现代信息社会的冲击,前工业社会中以“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承途径的民间故事活动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困境。近年来,对耿村民间故事活动相关价值研究多停留在总结、概括价值功能类型层面,并未呈现建构过程,尚缺乏有效的田野调查研究。基于5年多来的持续调查研究,发现耿村民间故事活动系统自2014年底以来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故事的不断生产与再生产中,讲述模式发生了从日常到非日常、从自然发生到组织发生等变化,不同价值类型发生了储存、衍变与扩展,遵循着从“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发生顺序、其他价值类型依托审美价值得以显现的发生机制。

耿村民间故事活态资源的抢救性调查分析

  关键词: 耿村民间故事活动; 田野调查; 审美价值; 发生机制;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the folktale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the mode of “oral communication”in the pre-industrial society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gradually disappearing.There 's no effective field survey on Geng Village folktale activity in five years.The related value research stays in the summary which stay on the value tapes.It has not present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Field work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pay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the changing activity system of folklore.The narrative pattern has changed from routine to non-routine,from spontaneous to organizational.In the continuou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story,different value types have been stored,evolved and expanded,following the sequence from “instrumental value”to“intrinsic value”,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other value types depending on the appearance of aesthetic value.

  Keyword:   Geng Village folktale activities; field survey; aesthetic value; occurrence mechanism;

  受现代信息社会的冲击,前工业社会中以“口口相传”模式为代表的民间故事活动正在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困境。在当下社会,活态的民间故事活动依然存在于个别典型地区,并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如河北的耿村,湖北的伍家沟、都镇湾。因此,对民间故事活态资源实施抢救性调查,分析前后时段差异所产生的“因变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田野调查的背景、方式与样本

  (一)背景

  20世纪80年代,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田野调查工作为挖掘民间故事资源、发现故事传承人提供了新的契机。“故事村”现象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媒体报道和学者关注,产生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有着“中国故事第一村”之称的耿村,自1986年被发现到2004年,省、市、区各级文联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对其进行大型普查11次;发现男女故事讲述者230人,其中能讲100个以上的大型故事家28人,能讲50到100个的中型故事家39人。2006年5月20日,“耿村民间故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1986年到2014年,共召开相关学术会议4次,发表论文76篇,着作5部[1]。

  从价值理论上讲,已有研究总体上肯定了耿村故事的历史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学术资料价值。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越过了价值认识本身的建构过程,未将多元价值关系与价值发生[2]过程、模式、机制等问题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第二,已有研究偏重文本,对活态语境有所忽略。根据笔者自2014年6月至2019年2月的持续调查,耿村民间故事活动系统自2014年底发生了较大变化,继而引发了诸种价值关系变动,具有动态研究的必要性。

  (二)调查方式

  调查方式分为实地考察和电话回访。实地考察包括采访实录、谈话交流、拍摄取证、调查问卷等形式。笔者分别于2014年6月、2015年1月、2019年2月进行三次实地考察。除此之外,笔者与耿村故事报备人耿春利长期保持联系,定期对故事家进行电话回访。

  2019年2月,笔者对故事家(故事讲述人)、一般村民(故事接受者)、耿村儿童(故事接受者与传承者)三类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共分发75份调查问卷,每类人群各25份,收回64份,其中故事家版18份,村民版18份,儿童版16份,无效问卷12份。故事家群体分为三类:一为在世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大型故事家,如张才才(88岁,故事数量500),侯果果(74岁,故事数量300),靳瑞菊(67岁,故事数量200);二为中型故事家,如王仁礼、郭翠平、张素双、徐荣信、武立红;三为新生代故事讲述人,如靳丽丽、董丽艳。故事家群体中男性故事家为5名,女性故事家为13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有3人,40~60岁有12人,60岁以上有3人。一般村民群体年龄在20~80岁之间,主要职业有农民、外出务工者、教师、公务员、家庭主妇、学生、公司职员等。儿童群体为耿村小学在校生,年龄在6~14岁之间。

  (三)调查样本

  5年来,耿村故事活动的语境、讲述者、接受者、故事信息、人员信息、共享语言代码等各要素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自2014年底以来,国家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与财政倾斜。耿村民间故事作为国家性“非遗”项目获得了近3 000万元资金支持。省、市、区、镇各层级政府担任了规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耿村民间故事演讲协会1承担了谋划者与践行者的任务。耿村基础设施建设、故事家接班人培养、文化旅游、新媒体制作有组织地进行。

  从活动语境来讲,原来的自然村落发展为组织化的建筑场景。从村标到西门牌坊、文化广场、接待室、驿站、村史馆再到故事书场串联式设计,复古村舍和雕塑雕像遍布其间。故事书场成为了故事活动主要场所。每逢重要节日,文娱活动为其增彩添翼。

  讲述者呈现年轻化趋势,文化政策向培养年轻故事家、“小故事家”倾斜,实现自主学习与组织培养的双向成长模式。培养年轻故事家三名,分别为董丽艳、张素双、靳丽丽,均为女性,平均年龄35岁。培养小故事家多名,主要有王欣怡、张淑曼、靳梅等。

  接受者呈现复杂化趋势,除村民外,外来观光者、采访者、来访学者加入接受者行列。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至2019年2月,前来耿村观光的游客达10万人次,主要来自河北、北京、山东、宁夏、陕西、湖北等省市。采访机构主要有新华社、北京青年报、河北青年报、燕赵晚报、河北电视台等。来访学者主要来自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四川音乐学院等。

  故事形态呈现多样化趋势,近几年来耿村故事口头形态与小说形态、新媒体形态并存。小说形态为本地文化精英以文学虚构的形式将民间故事艺术化入耿村历史叙事之中,代表性文本为靳春利的《乡里乡亲》;新媒体形态主要为动画片改编和微电影拍摄,目前为止已播出系列动画片《耿村民间故事》26集;微电影以民间故事为底本,由村民进行角色串演,目前已拍摄8集。故事语言代码由传统的方言叙述扩展为普通话叙述、英语叙述、图像叙述、器物叙述等多种形式。

  二、调查问卷整体描述与初步分析

  笔者将64份问卷从故事来源、听众类型倾向、故事类型倾向、故事改编、故事功能价值5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获得数据2。

  (一)故事来源

  故事家属于传统讲述者,儿童属于新生代讲述者。将二者的故事来源一并分析有助于观察故事传播规律与故事观念。图1中,两类数据呈由高到低的阶梯状分布,走向类似,其中祖辈口传(家里人)途径所占比例最高,社会途径居其次,朋友途径占有一定比例,纸媒、新媒体途径占比最少。二者相比,故事家版纸媒、新媒体占比0%,小学生版比例较低但确实存在。由此可以得出:第一,耿村民间故事传播方式仍以传统的代际口承传播为主;第二,代际传播与社交传播仍然如传统社会一样相辅相成;第三,新媒体比例所存在的较大差异不仅由于儿童接触新媒体的途径与时间多于传统故事家,更根源于深层的故事观念。笔者走访了数名不同年龄段的传统讲述者,询问为何不将报纸、网络作为获得故事的途径。大多人认为民间故事要靠口头传播而非观看阅读。由此可见,传统故事家心中依然保持最为朴素和原初的故事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故事”与“事件”“信息”区分开来,秉承着口承故事的传统方式。

  图1 故事来源分布
图1 故事来源分布

  (二)听众类型倾向

  对于故事家而言,最理想的听众为村民、小孩子(66%),其次为打工的朋友(50%)、来访人(44%)和游客(27%)。对于此中原因,笔者采访了几位不同年龄段故事家,答案几乎一致:最愿意为本村人和小孩子讲故事的原因是可以使用方言。共通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使得讲故事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沉浸在日常气氛中可以身心放松、自由发挥。而采访者往往设置镜头在故事家面前,并不能直接与“人”面对面交流,气氛严肃正式,影响讲述效果。若听众为游客,讲述效果一则受到交流语言影响,形式上需要停顿、解释、翻译,影响故事的连贯性;二则受到游客“进出框”行为影响,对讲述活动形成干预。

  (三)故事类型倾向

  从图2可以看出,在讲/听故事活动中最受欢迎的故事类型为生活故事,讲述意愿(72%)与倾听意愿(72%)居高且持平。笑话、历史故事、童话故事倾听意愿高于讲述意愿,存在一定讲述空间。鬼神故事与之相反,讲述意愿(38%)高于倾听意愿(33%)。二者关系为后者决定前者,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由此可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讲述概率与倾听概率不平衡现象。前者对后者的反映有所延迟与滞缓。此外,儿童对哲理故事(寓言故事)需求最大(50%),其次为童话故事(43%)、笑话(31%)、生活故事(25%)。哲理故事与其他三者并不属于同一故事比较类型,将其作为单独选项是为了着重调查民间故事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以及儿童对其吸收的程度。

  (四)故事改编

  故事改编着重考察讲述者对故事的掌握能力与主观能动性。数据显示,故事家改编方式以“将不同故事情节互换穿插”(38%)最为普遍,其次为“几个类似的故事串联在一起”(16%)与“去伪存真”(11%),“不作任何改动”(5%)与“截取某一片段扩充为独立完整故事”(5%)则最为少见。由此可以看出耿村民间故事的再生产方式。

  图2 故事类型倾向
图2 故事类型倾向

  (五)故事功能价值

  在三版问卷中,关于故事功能价值的考察有两种设问方式:一是对故事家和村民设问“故事对于你的意义何在”,选项设置分别为娱乐解闷、结交朋友、增长生活生产知识经验、文化熏陶、和睦家庭和团结邻里;二是对儿童设问“故事为你带来了什么”,选项设置为长知识、学做人、交朋友、带来快乐。为了获得故事功能价值的数据变化,笔者将所得数据归类组合为认知价值(获得知识经验)、实用价值(娱乐、社交)、伦理价值(教育儿童、和睦家邻)、审美价值进行统计。其原因有二:设问方式通俗易懂,便于回答;归纳方式精简,直达问题根源。所重新获得数据为:认识价值(40%)、实用价值(93%)、伦理价值(77%)、审美价值(52%)。

  三、价值发生分析

  基于上文对耿村故事活动的现实发生过程以及较之于前期发生的变化,笔者对其价值发生模式和机制进行探讨。

  (一)发生模式

  当代民间故事活动是一个“活”的开放性结构系统,存在着多对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拆分重组、交错影响[3]。价值发生不仅表现在共同体内部,而且表现在内外开放式交互、交流之下。结构系统未曾封闭,价值关系动态变化,发生模式亦不能穷尽。下文将分别从内部主体与外来主体关系、传统发生与现代发生关系、讲述者与接受者关系、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讲述者与故事)关系等方面切入。

  1. 从日常生活到非日常生活

  耿村故事的传统接受者,是同属小传统文化共同体或类共同体的民众,文化阶层背景相似,故事活动对其而言为日常生活。而当代接受者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由活动结构外部进入或游离于边界之外,故事活动对其而言为非日常生活。两种生活相互碰撞、互为参照、互相转换。

  观光者暂时脱离日常工作,远离生活状态去凝视“他者”,“他者”的日常生活与自身的非日常生活相契合。“凝视行为预设一个由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与符号所组成的系统。该系统在定位某个特定观光行为时,所依据的不是其内在特质,而是系统内所隐含与之形成对比的非观光的社会实践”3。质言之,观光行为的本质不取决于观光本身,而是它与非观光的社会实践形成对照的性质。

  由此一来,观光者并非必然与观光内容即故事活动发生关系,也可只与名义观光即“活动事件”相关。依据观光者的不同需要可将观光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凝视活动事件,仅为产生陌生性经验,拒受或游离于交流系统之外;第二,接受并纳入到叙事交流系统之中,并与之形成主客体关系;第三,深入并参与结构系统的建构,并对客体产生影响。三种层次分别产生出符号凝视、言语凝视、心理凝视。此三个层次与柳田国男的生活诸相(旅人之学、体碑)、语言艺术(寄寓者之学、口碑)、心意现象(同乡人之学、心碑)的民俗事象[4]有相通之处。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活动展演于观光者面前,其目的性与刻意性使得故事活动丧失日常生活特质,向非日常生活转化。

  2. 从自然发生到组织发生

  自然发生与组织发生为传统与现代分别对应的价值发生模式。前者呈现为自然生发的笋状结构(如图3):故事家自在修成,故事活动随意发生,如春笋生长般具有不均齐性和偶然性因素;后者则为自上而下、层级组织而成的伞状结构(如图4):背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命的新生代故事家被有组织、有目的地培养起来,故事活动被限定于某时某地,如伞形一般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结构,具有目的性和必然性因素。

  图3 故事活动自然发生笋状结构
图3 故事活动自然发生笋状结构

  图4 故事活动组织发生伞状结构
图4 故事活动组织发生伞状结构

  从自然发生到组织发生,生活诸相不再遵循自然发展变化规律,而是被共同目的规范而成。建筑、景观、特色食物、讲述者与讲述场域、讲述方式均被符号化于意义。价值主体不再依靠文化脉络去追寻体味,而是将文化串联去展演呈现。发生方式对应于“作为狂欢活动的讲述”和“作为表演活动的讲述”,二者区别的标志为有无“舞台”4。狂欢活动表现为一种互讲、互论的狂欢状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并伴随其他日常活动进行,无固定表演者与听众的角色分配。村民们或在劳作间隙时的田间地头,或在红白喜事上的桌上炕头进行自发的故事接龙。正如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评价“它处在艺术和生活本身的交界处”,“狂欢节没有表演者与观众之分。甚至连最初形式的舞台也没有。舞台会破坏狂欢节。人们不是观看狂欢节,而是生活在其中……按其观念它是全民的”[5]。而表演活动中以讲述者或者表演者为舞台中心,听众对其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同时涉及到表演框架、标定以及模式等因素。多数情况发生在有组织的正式的故事讲演活动中,讲述者一般为有声望的故事家或指定人选。听众除村民外,还有来访的媒体、学者及观光者。

  3. 故事生产与再生产

  集体性和变异性为民间文学两个主要特征。民间文学由集体创作、流传,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蕴含着集体意识、共同情感和民族观念。同时它具有变异性特征,记忆储存形式与历史环境背景分别成为变异的内外动因[6]。集体无意识是由无数个人意识融汇在一起的。具象到个人,能动作用于故事之上,再渗透到集体之中继续流传。民间故事属于民间文学之一种,亦然如此。

  价值主体具有对外界环境刺激能动的反映与实践能力,并将这种能动性作用到客体之上。故事家对故事生产、再生产正是通过自身格局对外界刺激的感受性同化,加上个人调节而实现的。上文所述的调查数据显示,故事家对故事进行有意识的改编与调整,其中常见的调整方式为“将不同故事情节互换穿插”“几个类似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去伪存真”。前两种方式属于结构调整,后一种方式属于主题立意调整。故事再生产过程也是故事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将故事内化为自身一部分的过程。相比之下,“不作任何改动”与“截取某一片段扩充为独立完整故事”则很少见。前者说明耿村故事家具有明显的故事革新观念,后者说明民间故事家还不具备与小说家同等的扩展编织构造能力。

  此外,接受者倾听意愿也是重要的故事调整因素。由于此种刺激并不是实时反馈给讲述者,所以造成了刺激与反应之间的时间差。接受者已经在社会转型中产生了新的倾听意愿,比如使人娱乐放松的笑话、增长见识的历史故事、深受孩子喜爱的童话故事,而讲述者却未意识到此种转变,依旧以传统故事接受规则进行鬼神故事的讲述。这就造成了供求不平衡问题,对故事再生产造成影响。

  4. 价值的储存、衍变与扩展

  民间故事活动寓于社会精神生活大环境,其价值功能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历时衍变中。“价值”是主体对“功能”的意识与介入。功能衍变导致价值衍变。在衍变过程中,某些功能弱化或遮蔽,相应价值得到隐藏或储存;某些功能强调与主导,相应价值得到彰显。从发生结果来看,当下社会语境与传统社会的极大差异、讲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复杂化趋势以及故事形态的拓展使得民间故事的功能产生了变化,相应的既定价值范畴发生了衍变。

  第一,认知价值的弱化与储存。在很长的时间里,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百科全书”的作用。人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传递。然而新闻报道、网络媒体使得经验的可交流性降低了,生活经验型日常言语转化为信息输送型日常言语。故事原先具有的知识认知特性不再直接转化为生活经验和生产方式,而是作为博物馆式的珍藏陈列在故事之中,供后人瞻仰。

  第二,以娱乐、教育为主的实用价值的延续。“实用关怀是故事的性质,包括伦理观念、实用建议、谚语警语”[7]。实用价值包含认知、教育、娱乐等实用性内容。民间故事以潜移默化的感性形式而非理性的教义规训浸润心灵以实现教育目的。“盖凡欲以童话为教育者,当勿忘童话为物亦艺术之一,其作用之范围,当比论他艺术而断之,其与教本,区以别矣。故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8]。它属于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人类心灵而存在。从前文图示及相关分析中也可得出,故事所特有的教育价值实现方式一直延续与适用。娱乐解闷也为故事实用性的重要方面。在娱乐设施与娱乐活动依旧相对贫乏的当代农村,讲故事仍为人们茶余饭后、劳作间歇的放松方式。

  第三,审美价值的有意识凸显。民间故事的美来自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表现为“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理想”的人物形象、正确的道德倾向以及封建糟粕的剔除。例如耿村故事中的“巧媳妇”,不仅外表健康、壮美,而且内在足智多谋、不畏强暴、灵活机巧,外在美和灵魂美结合起来形成了“巧媳妇”典型形象。形式上表现为情节的调整改编、语言的简洁通俗。调查显示,多数耿村故事家都在每一次讲述活动中有意识地进行调整与改编,实现故事的再生产。

  第四,元意识价值的产生。元意识价值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新型价值形态。“元”从词源上讲有“之后”“之外”“之上”“之间”的含义。元意识主要表现为主体具备反思能力,思维意识由认知符号式思维向隐喻象征式思维转变。民众通过民间故事获得生活生产经验,是“能指”和“所指”对应的符号认知。随着认知功能的弱化,当今民众已脱离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跳出传统情境,而故事中的农民、地主、长工等人物形象与当下现实之间产生了审美距离和陌生化效果。将民间故事写进小说,以小说特有的隐喻象征式思维表现活动主体与客体的现实关系,置换现实语境为文学语境。

  (二)发生机制

  “机制”一词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扩展及有机体,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和相互作用,进而泛指任何一个复杂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规律[9]。如上所论,现代语境下的民间故事活动呈现为一个开放的结构系统。其发生机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析。

  1. 实现顺序

  价值论中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转化为心理学概念则为各类“冲动”的实现。瑞恰兹认为,冲动所组成的系统组织是按照序列依次相接的。从首要冲动即生理冲动到第二冲动即交流冲动再到更为复杂和高级的冲动形式[10]。冲动的实现具有秩序性,在无内外因素影响下按照复杂和等级次序依次实现。调查显示,在耿村民间故事活动中,民众各方面冲动的满足也遵从此种原则,首先讲究功利性价值,如实用价值、认知价值5、伦理价值,最后再讲审美价值。前者可归为“工具价值”,后者可归为“内在价值”。

  民间故事属于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它首先满足主体的各种社会需要,然后再作为文学满足民众的审美需要以及批评家、理论家的阐释需要。但又可以体现出从“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反向实现序列[11]6。

  首先,从实现顺序上讲,二者表现为彼此应和的联动关系。惩恶劝善的伦理道德价值、休闲娱乐的实用价值以及传递生活生产经验的认知价值是民众首先需要满足的。此类价值在主体间关系、主体与社会交往关系中产生,属于外在价值(工具价值)。而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幽默语言、形态结构、主题母题等构成了内在文学性,是实现其他一切价值的源泉。民间故事的价值实现顺序为从外在价值到内在价值,前者依托于后者实现。

  其次,从实现方式上讲,二者表现为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的关系。一般来说,内在价值对应目的价值,工具价值对应手段价值。主体尽可能采取相应的手段,实现目的。但因民间文学主体需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此种对应也存在着反向列置。即作为工具价值的实用价值、道德价值等成为目的价值,作为内在价值的审美价值成为手段价值。

  例如,大型故事家侯果果的代表作《亲娘枣树,后娘柳树》,将枣树和柳树拟人化,柳树作为继母虐待继女枣树,造成枣树喜阴、年生长周期短等特性,表达对生母缺失的同情,反衬生母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讲述者主要通过故事讲述人伦道德与生产知识(工具价值)。但是,如此动人的故事却包含了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审美价值)。在民众看来,道德教育与生活生产知识是目的,怎样讲得好听、吸引人才是手段。

  2. 实现机制

  一切美的事物都具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范畴:第一相“表现力”与第二相“表现”7,前者包含声音、声调、音色、语词、韵辄等语体要素,也包含文本结构、形态、模式等文体要素,所有要素都会参与、构成第一相的形式美;后者为主体通过“表现力形式”所获得的知识、道德意义以及激发出来的情感、想象、联想等审美知觉与审美体验。

  区分“两相”的意义在于可以囊括所有价值类型并解决如何发生的问题。首先,每一个得以流传的故事都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理性来自于美的形式而非粗制滥造的形式。因此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故事天然具有第一相审美价值。其次,故事所表现出的第二相不仅有审美性,还有更为常见的功用性,即“一些有趣的信息、一种理论或者其他知识材料”[12]160可以满足主体的功利需要。由此一来,“表现”成为了一个集审美价值、实用价值、道德价值、积极价值、消极价值等一切价值类型的场域。第二相的诸种价值需要通过主体知觉、体验成为第一相的审美价值。例如,事物的经济与适宜性是实用价值的体现,“当某种适宜的形式定型为典型并与我们的习惯性思路相吻合时,这种欣赏就成为纯粹的审美欣赏,形式实用的必要性得以升华,最后凝结成它的审美属性”[12]160。同样,故事道德价值的实现并不遵从伦理学的实现机制,而是将正确的、美好的善寓于美的形式之中,达到惩恶劝善的教育目的。再如,悲剧中的苦难、怪诞与恐惧本属于道德上的恶,但因为超然远观的优越感、感同身受体验情感与冲动的崇高感,以及恰如其分的表达形式,使得第二相的消极价值转化为第一相的愉悦效果。第一相的价值类型依托、假道第二相的审美价值得以呈现。

  综上所述,以耿村为代表的民间故事活动在当下社会经济中呈现出包容与开放的姿态。故事活动系统内部各因素正在适应环境变化,也在调整着自身运转方式。同时,各种复杂形态的价值在不断生成之中。传统与现代在断裂与续接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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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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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卡冈.艺术形态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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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周作人.童话研究[M]//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2.
  [9]冯平.评价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1.
  [10]艾·阿·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41.
  [11]刘俐俐.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观意涵———“冲动”价值秩序的终极依据问题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10):30-41.
  [12]乔治·桑塔耶纳.美感[M].杨向荣,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注释

  1“耿村民间故事演讲协会”是由耿村故事家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主要负责相关故事活动的组织、策划、安排事宜,会长为靳春利。
  2(1)数据来源说明:第一,各图百分比由(选择某项人数)÷(总调查人数)所得。由于部分问题为多项选择,所以百分比数据仅显示选项的趋势,并不按照各项所加之和为百分之百的规则。第二,不同类型问卷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讲述者、接受者。故事家为讲述者,普通村民为接受者。受语境影响,村民在接受的同时也会成为不固定讲述者,问卷二问题6“自己是否会讲故事,有无给别人讲过”据此设问。儿童既为接受者又为讲述者。强博的记忆力与浓厚的兴趣使得儿童在听故事的同时成为故事承载者与讲述者。儿童喜听擅讲的故事类型,记忆故事与处理故事的特殊之处,问卷三中的问题2、4、6、7据此设问。第三,通过设问可显示出数据动态变化,便于历时把握,主要表现为故事家问卷中当下故事来源比例与听众类型倾向问题,村民问卷中成人前后故事获得途径对比以及儿童问卷中故事获得途径问题。第四,问题未能穷尽故事活动方方面面,所以选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归纳。
  3(1)可以参阅John Urry的The Tourist Gaze(《观光客的凝视》),叶浩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4(1)这里的“舞台”并不强调实体场地而表述为相对的空间意识。
  5(1)由于现代社会信息获得渠道增多,传统故事带给人们的认知价值在降低,但却不能否定故事曾长期作为“知识的百科全书”存在的历史状态。
  6(2)刘俐俐在瑞恰兹的“文学冲动价值论”基础上明确了“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指文学有合乎文学特质的艺术构成机制,也就是文学性。“工具价值”指文学具有自身的能力通过和社会生活深刻的连接而对个体、乃至社会构成意义,即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对人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刘俐俐在一些复杂的文学存在状态(诸如儿童文学、小小说)中发现,文学的价值往往首先是引起社会功效的注意,转而进行文学性阐释分析,即从“工具价值”到“内在价值”的反向实现顺序。详见《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观意涵---“冲动”价值秩序的终极依据问题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0期。
  7(3)桑塔耶纳将“表现力”与“表现”归为对应范畴“两相”,一切美的艺术都要依靠两相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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