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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耑阁词话》的词学思想和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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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月端阁词话》作者既澄。经考证,既澄即严既澄,文学研究会会员。《月端阁词话》连载于《新京报》,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下发表。严氏尊词体,认为词应严守格律。他崇尚浙西词派,喜幽婉俊丽词风。同时他主张“新旧两体诗歌兼途并进”。严既澄创作思想丰富,主张填词时要心静、要精思、活用动词等。《月端阁词话》不但为旧体诗词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为考察骚雅词派在民国接受批评情况提供基础性的文献。同时,《月端阁词话》是研究词艺词技的重要文献,有利于同代乃至异代同类型词话的对比研究。

《月耑阁词话》的词学思想和价值意义

  关键词: 严既澄; 《月端阁词话》; 词学思想; 价值意义;

  Abstract: The author of YueDuanGe CiHua is Ji Cheng. After textual research, Ji Cheng is Yan Jicheng, a member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YueDuanGe CiHua, serialized in The Beijing News, was pu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movement of 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Yan Jicheng respected the style of Ci and thought that Ci should strictly abide by the rhythm. He advocated the Western Zhejiang Ci School and liked the elegant and beautiful style of Ci. At the same time, he advocated that "the old and the new poetry should be 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Yan Jicheng's creative ideas are rich, and he advocates to be calm, think carefully and use verbs flexibly when he fills in Ci. YueDuanGe CiHua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ld style poetry, but also provides a basic literature for investigating the criticism of Sao Ya Ci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eDuanGe CiHua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the study of Ci Ar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ame type of Ci hua in the same generation and ev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Keyword: Yan Jicheng; YueDuanGe CiHua; the thought of Ci poetry; value and significance;

  《月端阁词话》是严既澄1919年12月到1920年1月间发表于《新京报》的论词着作。本文对《月端阁词话》的作者和发表背景、内容思想以及价值意义进行全面探讨,以期对民国整体词学思想的研究有所丰富,同时期望有利于民国词话史的编撰。

  一、《月端阁词话》的作者和发表背景

  《月端阁词话》作者既澄。既澄即严既澄。严既澄经常署名既澄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如《鞭策周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的21?23页发表了严既澄的《初日楼诗》和《驻梦词》自跋,署名就为既澄。再如《宇宙风》1936年第30期的317页发表署名为既澄的《初日楼近诗》。另如严既澄1922年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一系列教育评论,署名都为既澄。有关严既澄生年,目前有两种观点。《鲁迅全集·日记》[1]412和钟敬文主编的《旧时月色》[2]10注释其生年为1900年,而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3]63-64注释严氏生年为1899年。卒年均无注释。严既澄原名严锲,广东肇庆四会人,上海明城中学毕业后留日。192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4年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在杭州盐务学校及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1929年后任北大、北师大讲师,杭州《三五日报》副刊编辑等。他的主要着作有《初日楼诗少作》《初日楼诗驻梦词合集》《月端阁词话》《苏轼诗选注》《拊掌录校注》,译作有《进化论发见史》《怀疑论集》《比较宗教学》《教学的七个法则》《现代教育的趋势》等。严既澄不仅具有西学视野,且具备深厚的中学功底,兼有教育情怀。“五四”时期,严既澄在儿童文学创作、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成就突出,着名论文有《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等。严氏是文学研究会会员,积极参与整理国故运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自言20几岁后受胡适和顾颉刚影响颇多。
 

  《月端阁词话》是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下发表的,最早一则发表于1919年12月19日。此时,新文化运动变革文体的尝试轰轰烈烈。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一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新诗。之后,许多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而之前使用文言文的报纸,也开始出现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的副刊。胡适整理国故的提出正值白话与文言论战正酣的1919年。胡适认为,整理国故是为了建设“新思潮意义”。他认为新思潮的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4]232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他认为要以整理的眼光,寻求事实价值意义的真,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4]72。胡适整理国故目的是为了重建“新传统”,即把中国文学的“小传统”(白话)变为正宗,其目的是为了抛弃文言,支持白话运动。对于胡适在文学方面的“整理”,严既澄是不太同意的。比起胡适,严既澄对于整理的定义更为宽松,对于传统的态度更为温和理性。他在1923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报》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一文认为,整理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理出一条路来,使诵习学作之人可以得到一条正路。此文中,他重点阐述了欣赏中国韵文和诗歌的标准,认为完全用白话的标准来衡量传统是不正确的。严既澄认为一国的文学,可以保持和滋养一国国民的思想,而诗歌和小说,可以把思想和理想传给后一辈的国民。他反对偏激地要把旧学彻底废弃的新文化主义者。他同时在《语体文之提高和普及》中谈到文学本身就具有贵族性,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专业的鉴赏力来欣赏文学,文学的提高和文学的普及是两件事。可以说,严既澄对待传统护旧而不复古,态度是理性的。在文体上,严氏认为体各有性,体各有用,如词体在情感表现上就比诗体深细入微、含蓄委婉,极显阴柔之美。显然,严既澄正是看到了白话运动可能带来的弊端,有了对丧失传统、消弭文体的隐忧,才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东方与西方文化激烈交锋的情况下发表了《月端阁词话》。

  二、《月端阁词话》的词学思想

  《月端阁词话》共23则,发表在《新京报》1919年12月19、22、23、25、27、28日,1920年1月7、8、9、10、11、12、14、15、16、17、18、19、20、23、24、26、28日。涉及词人有:唐温庭筠,北宋周邦彦、苏轼、柳永、秦观、朱敦儒、晏几道,南宋张炎、姜夔、周密、辛弃疾、吴文英、陈允平、史达祖、张孝祥、张玉娘,元黄溍、柳贯、张雨,明高启、杨基、杨维桢、龚鼎孽、吴梅村、沈宜修,清朱彝尊、张惠言、郭麐、周星怡、庄盘珠、贺双卿、蒲柳泉、严绳孙,清末民初宋伯鲁、樊增祥、朱祖谋、王闿运、沈太侔、潘兰史、庞檗子、陈匪石等。以上词人,既涉及古人,也论及时人;既有男性词人,也有女性词人;所涉婉约派词人占比远大于豪放派。涉及作品有《绝妙好词》《山中白云词》《万氏词律》《闺秀百家词》《蕤红词》《兰雪集》《聊斋词》《戊午春词》等。严既澄对比了从唐代到民初不同词人词作的特点,探讨分析了诗和词的艺术体制与内在质性的不同。《月端阁词话》词学观点丰富,主要表现在词学批评和词体创作两方面。

  (一)词学批评思想

  1. 严氏认为文体各有特质,词应严守格律

  在诗词体性上,严既澄体现出严分畛域的观点。严既澄《驻梦词自序》云:“昔人有之工,要非本色。余亦向持此论,以为一切文体,胥各自有其特征,岂可比而齐之,乱其畛域?”[5]严既澄认为诗之气凝固,声调偶有不调,气足可掩,若雕刻过,会耗其气势,故诗律可以宽。而词气势绮靡,必须严守词律。严氏云“词中之有苏辛,犹诗中之有温李冬郎,虽复自成一家,终非本色”[6]。他认为苏辛一派于词为偏师,挟气于词而不免飞扬跋扈。他觉得《山中白云词》用韵太宽,律尤不谨。对于词中拗句,严氏云:“吾辈既取古人创作之词牌置于词首,则此词中句韵字数而外,并其平仄,均宜求合于原词。”[7]他认为这些拗句,具幽咽倔强之声调,前人不避艰苦创设之,必非毫无用意。他更是愤愤不平表示,若是嫌过于束缚而不愿合其格律,则不必袭用古人之牌名,可自度曲耳。

  严氏强调文体各有内在的艺术特质,不应随意趋入其他文体之域的观点,有着自身对词体功能的考察,同时,又有着个体独特的审美偏好和时代意义的影响。整理国故倡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把词还给五代两宋”。重新溯源词体,回到词体最初的样貌表达,寻求词体本质特质,不能不说严既澄“词应严守格律”的观点没有受此影响。曹辛华教授认为,民初的传统派对词律、词谱的重新研究与整理,目的在于“以复古为解放”,这使得词学家对几成绝学的词乐、词律、词韵等的探求益加深入详明。尽管他们的复古没有真正给词体带来解放,而是将填词推向学问化,但也为后人探索词体与音乐的关系留下了宝贵资料与研究思路[8]。

  2. 严氏崇尚浙西词派,喜幽婉俊丽词风

  《月端阁词话》第一则第一段云“独立千古词坛者,推石帚一人”。石帚指姜白石。严既澄最爱姜白石,词话中有多处例证。如严氏云:“言白石者,必先数其《暗香》《疏影》,其实白石词境至高,此两阙未必遂压其集。”[9]他自言最爱白石《满江红》,觉得丰神绰约,独步千古。他又言“学各名家,都不免有流弊,惟学白石可无疵”[10]。他认为“白石清真好为捩嗓之词,其才气之大,令人回环讽诵不受其拗……如白石之《平调·满江红》,后世盖未能有继声者也”[11]。《霓裳中序第一》调,古今作者不多此调。严既澄认为凡填此词,当此以按姜石帚为是。除了姜白石,词话开篇对于张玉田“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朱竹垞“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的观点视为卓见。

  严既澄崇尚浙西词派,但相比于姜白石的“清癯”、周美成之“静穆”,他更喜幽婉俊丽词风。有据如下:第一,在《驻梦词自序》后记提到,沈太侔亟加称赏他的词幽微婉约,实得词之正则。他自言:“此吾夙昔之蕲向,沈翁品题之语,可谓先得吾心,惜乎有志焉而未逮耳。”[5]第二,在12月25日《月端阁词话》中,严既澄批评柳永词几于全出白话,艳而失之露,少停蓄回旋之致,殊愧作家。他认为“古今论词,未有不忌率直者”“藏意愈幽深,其感人愈深。同一意也,而听着每因言者而各异”。12月28日词话中,严既澄批评梦窗词过于雕刻,“七宝楼台,炫人眼目”。他认为好词应该不雕不率,填词家应时时以幽微婉约为归。在词话中,严氏多处对词的对比品评均以幽婉俊丽为衡量准则。第三,严氏认为“女子性情细腻,于词为近”[12]。他认为《闺秀百家词》佳作极多,如庄盘珠、沈宜修等,皆功之至者。女子词残月晓风之致,莺妇燕婉之音,不让须眉,词坛独步。严氏认为张玉娘《兰雪集》可与《断肠词》《漱玉词》相比肩,可叹名气远在朱李下。他尤喜张氏《玉楼春》一阙,赞其幽柔俊丽。

  3. 严氏认为旧体诗词应与白话诗“兼途并进”

  严既澄云:“吾知今之言新文学者,论矢所的,必先在刻画雕织之词。吾意人之性灵白话,诗足以写之。词亦未尝不足以宣之。不过白话诗之以率直鲁莽,词出之委婉停蓄。自我观之,宣达情怀,似宜挟美术色彩,词体虽纤,固不可厚非也。”[13]从此段话中,可以看出严既澄对于白话和旧体诗词的态度。他认为,白话诗率直鲁莽,要表达感情,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饰,不可偏废词体。这样的观点在他其后3年发表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他批评胡适的文章《南宋的白话词》,认为其太偏用主观的标准,将其选出来的较接近白话的词,硬推其价值于其时的一切词家的作品至上。他说:“现在大家提倡白话的诗,以为可以减少文字上的束缚,这是可以的;如果因为提倡了白话的诗,便因而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诗词歌曲的价值,以为白话化的程度越高,这作品的价值越大,那就大失了评量艺术的正当的态度了……现在要整理诗歌词曲等作品,万不可以装饰束缚为嫌——就是不可拿白话的标准去鉴赏。新旧两体诗歌,正可让他们兼途并进。”[14]不得不说,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有价值的。

  (二)词体创作思想

  在《月端阁词话》中,严既澄的词体创作思想也很丰富。

  1. 严氏主张心静时填词

  严氏认为词境虚,至词律,偶一大意,便成长短句之诗。他认为苏辛才大,驱使万象,足役人心目,而时人无其力,狂呼叫嚣,以苏辛自命,去词甚远。所以,严氏认为醉后不宜填词,宜作古诗,心境至静夜万籁俱寂之时,适合填词。

  2. 严氏认为填词要“精思”,不要与前人“偶合”,不要经常使用古人成语,要有创新思维

  严既澄言:“词家最忌词中精警处与前人偶合,此病即擅作手之名者,亦恒不免。”[15]他认为造成此病之原因在于平时所学,诵之在心,有时即景而发,自以为未经人道而不精思。元人作曲,好杂用古人成语,词家每喜效仿。严既澄认为作词杂用古人成语,不能恒作,偶一取之,妙手偶得即止。若屡屡为之,致伤词境。辛稼轩《霜天晓角》为晋人贴演化,略变语气。严氏赞其纯是词味,以成语如词,要当如此。同时,他又认为作诗可以平稳,词则无平稳可言。词之平稳庸碌,就如疲牛笨马,阅之令人欲睡,不能久存。

  3. 严氏对词的用法进行了总结,认为四字对中,要活用动词

  严既澄认为“长调多四字相对语……四字对中,着意在句中动字”[13]。又举例李易安“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第二字为动词;姜石帚“枕簟邀凉,琴书换日”,第三字为动词;史梅溪“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用两动字。

  从以上可知,在词的创作方面,严既澄既注重作词时的心境,对于作词的技巧技法也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心得。他同时提倡创新,不赞成效仿前人。严既澄的创作思想也体现在他的《驻梦词》中,如“霓羽飘残”“残酹虔斟”“同怯鸾衾”(《高阳台·观某女伶剧示王调甫》)等句,皆活用动词,使得如动漫一般可感。

  三、《月端阁词话》的价值与意义

  《月端阁词话》发表于新旧论争时期,其“新旧两体诗歌应兼途并进”的主张为旧体诗词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将《月端阁词话》置于全民国词话的整体视野下进行考察,有助于研究骚雅词派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批评情况。《月端阁词话》是研究词艺词技的重要文献,透过其词学主张,可以管窥和对比同代甚至异代同类型词话的词学思想。

  (一)《月端阁词话》“新旧两体兼途并进”的主张为旧体诗词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诗界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胡适致力于将白话文学建立为中国文学史的正统。他说:“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基本的。”[16]58彭玉平教授认为:胡适所尝试的新诗本质上就是新的长短句,“不限词牌,不限套数”而已。新诗的改革就是以传统的旧诗和词曲相统一为前提。作为旧文体主流之一的词,徘徊在文学变革的边缘,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以词为诗的背景之下,尴尬地面对可能出现的以诗统词、词体消弭的局面[17]。在这样的背景下,严既澄在《月端阁词话》中提出的既提倡白话创作又不可偏废词体的思想清醒而客观。严氏认为“韵文的存废,和它在人生实用上的价值是关系很浅的,而它在抒情方面,很有惊心动魄的效能”“有许多人说中国的诗体太束缚了,不能尽发个人的天才,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向来中国有诗名的人,未有那一个觉得被诗的格调累坏了。……况且有格没格,有调没调,都只是装饰点缀的事情。……装饰在文学上,也不是必要排斥的,只要不喧宾夺主,占了一篇作品的最重要的位置就无妨了”[14]。严既澄对于旧体诗词的认识是准确的。他敏锐地觉察到“白话”之优势在于自由畅达、不受拘束的表达,而出现的问题可能恰恰也在于过于“白”,即内容上过于直白,不加任何修饰;形式上过于自由散漫。因此,严既澄主张白话要适当“宜挟美术色彩”。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努力,是要把传统诗词曲统一为新诗。这是以简化文体为代价,而文学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也在于文体的丰富性。在这个意义上,《月端阁词话》主张“新旧两体诗歌兼途并进”,反对抛弃或者异化旧体韵文,主张维护词体独立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旧体文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月端阁词话》为考察骚雅词派在民国接受批评情况提供基础文献

  词学批评史上,张炎《词源》首次提及“骚雅”[18]23一词。詹安泰《宋词散论》最早正式称姜夔等人为“骚雅词派”。整个民国时期,对“骚雅词派”的成员有着不同的认识。胡云翼认为,骚雅词派的中心是姜夔、吴文英和张炎三人。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则把姜夔和吴文英分为了两个流派。姜夔为“骚雅清劲派”,吴文英为“密丽险涩派”[19]60。民国时期,龙榆生先生对骚雅词派进行过整体性的研究批评。他认为骚雅词派以音乐性和艺术性取胜。《月端阁词话》尊词体,推崇姜白石,重格律重艺术,无疑属骚雅词派一脉。而胡适认为骚雅词派“专在声调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但没有什么内容,算不得有价值的文学。这一派古典主义的词,我们可用吴文英作代表”[20]102。因此,胡适认为骚雅词派的词只是一种守旧,其“音律和古典压死了天才与情感”[21]7。由此可见,骚雅词派在民国词学接受和批评视野中,既有核心成员的差异,也有推崇与否定观点的差异。《月端阁词话》对骚雅词派的词人词作等情况有所保存,研究《月端阁词话》可以为考察骚雅词派在民国接受批评情况提供基础性的文献。

  (三)《月端阁词话》有利于同代和异代相似类型词话的对比研究

  民国时期是词体创作和词话发展的繁荣时期。曹辛华教授认为:“民国词话类型多样,比前代多有新变,具有主题多样、形式多样、功能多样等特点。除此之外,民国词话既有杂乱、因袭的一面,也有精审与新创的一面。”[22]《月端阁词话》只是众多词话类型中的一种,注重的是词艺词技的理论与批评。同类型的词话还有陈洵《海绡说词》、冯平《冰簃词话》和赵尊岳《珍重阁词话》等,这些词话都是兼赏词与填词于一体。在词学思想上,相似类型词话之间既有相似观点,也有不同地方。通过对《月端阁词话》的研究,可以管窥同代甚至前代同类型词话的词学思想,有利于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月端阁词话》作于严氏20岁。清末的尊词体运动是否对严既澄以及其他同类型词人产生影响,以及多大程度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观照。在《月端阁词话》之后,严既澄几乎没有再对传统旧文学有所研究。严氏在《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自言“20几岁以后,注全力于西方学问之研究”[23]。严氏研究方向、兴趣、心态、思想因何转变,是受时代氛围的裹挟而抛弃了对于传统的理念,还是内心真正的兴趣已然完全倒向西学,恐怕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体的选择。无论如何,《月端阁词话》作为个案研究,对于词体观念、词的创作思想等方面的探讨在词学上有着积极意义,对研究其他相似性词话有所启示,也为民国词话思想以及全民国词话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正如曹辛华教授所说:“民国词话于词史、词艺、词论、词学理论与批评、词学文献以及文学、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价值。对民国词话的全面整理与研究,不仅对扩充词学文献资料、拓宽词学理论研究领域极具价值,还有利于民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民国时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有利于民国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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