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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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慈善药房是近代英国一种旨在为城市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救济的慈善机构,其兴起迎合了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通过创新医疗救济形式、拓宽医疗救济范围,慈善药房增进了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助力了英国的贫困救济。此外,药房的家庭探访服务也为其医务人员进行深入的疾病病理和治疗研究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英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并为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前提。
关键词： 药房; 医疗慈善; 贫困救济; 公共卫生;
“药房”（Dispensary)1一词在今天被普遍用来指代一个储藏药品的场所，在那里依据药方配制药物，2但其曾经是指“英美大城市地区着名的、几乎无所不在的一种医疗慈善机构”。3慈善药房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伦敦，是一种旨在为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救济的机构，主要为那些在医院没有病房或不宜住院的贫困病人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以及免费药品；同样重要的是，药房服务还涉及知名医生对穷人进行家访。4作为一个长期为英国社会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救济的慈善机构，药房在近代英国医疗社会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乔治·罗森所言，“18世纪和19世纪初在不列颠所建立的医院和药房，是促进健康和拯救生命的重要因素”。5关于18世纪英国慈善药房的研究，国外学界起步较早，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对其地位及作用存在不少争议。如I.S.L.劳登、布朗温·克罗森等人将药房视为英国志愿医院（Voluntary Hospitals）的辅助设施，认为药房弥补了医院的不足；6芭芭拉·波尔则认为药房在“1770—1800年迅速发展为一种主导性的医疗慈善模式”；7M.J.查玛德等人则更为强调药房在近代英国公共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8而国内学界除少数学者在其文章中对药房运动略有提及外，9尚无关于英国慈善药房的专题论文或着作。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拓宽了慈善药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缺乏对其兴起的深层次社会因素及其社会影响的系统分析，对药房的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近代英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出发，探究18世纪英国慈善药房的发展演变、运营机制及其扶贫济困的社会功效，以加强学界对近代英国医疗服务体系的认识。
一、英国慈善药房兴起的背景
伴随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城市化的推进，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急剧增长。但英国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慈善药房应时代所需，致力于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成为近代英国社会重要的医疗慈善机构。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药房的兴起是英国工业化转型时期社会下层医疗需求增长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18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城市人口激增。1650年，英国城市化率为10.8%,1700年为13.4%，到1800年则达到24%。10在18世纪期间，英国拥有5000人或以上的城镇的人口数量从85万增至238万。10城市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但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无论是在医疗服务还是在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极其有限。英国政府仍主要依据1601年制定的《济贫法》（Poor Law），规定由教区为“残疾、体弱、年老、失明的人，以及其他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必要的救济”，11尽管“一些教区与医生签约，由他们为贫民提供医疗服务”，12但“在1834年《济贫法》颁布之前，立法中没有具体涉及任何针对穷人的医疗救济制度”。13这意味着社会下层的就医需求长期得不到制度性保障。
其实，早在1648年，就有人呼吁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1663年，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论述：“更需要救助的人要么是为了能够以药剂师的价格购买医疗服务而苦不堪言，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敢去看医生，直到他们的疾病扎根太深……而无法根除。”111696年11月，伦敦市议会（London Common Council）明确提醒皇家内科医师协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注意“为伦敦贫困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迫切需要”。13尽管“自18世纪初起，英格兰、威尔士建立起大量的志愿医院，为人们提供医疗救济”，14但志愿医院的服务对象较为狭隘，儿童、孕妇、不治之症患者、性病和发烧患者，以及其他潜在的传染病患者常常被排除在外。15
此外，这一时期伦敦和各郡大多数医院的门诊服务仍处于较低水平，对于许多需要在家中进行护理或治疗的患者，也缺乏足够的医疗救济。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成倍地增加了对健康的环境威胁，越来越多的城市穷人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救济而死亡。应对现有医疗机构的不足、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并将医疗救济扩展到穷人住所的慈善药房逐渐兴起。
其次，药房的兴起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向医疗市场领域扩散的产物。光荣革命后，英国的财富增长迅速，“有人估计，在1688—1701年之间，国民财富增加了20%。经济史学家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估计在1700—1780年之间国家的总产出增长了67%，到1800年增长了151%”。16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私人捐赠，用于医疗慈善事业。根据历史学家罗森的说法，当时的中产阶级医疗慈善文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坚持秩序、效率和社会纪律，以及关注人的状况”。17慈善家们避开了那些产生依赖性劳动阶层的方法，即没有为穷人提供工作。相反，他们寻求向穷人提供促进其经济独立和劳动能力所需的最少援助。18
随着对穷人的劳动与疾病关系认识的深化，社会有识之士对他们的健康问题日益关切，而医疗慈善的实际目的就是使勤劳的穷人恢复健康并重返劳动。正如某慈善机构所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一个商业国家的权力、财富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取决于其成员的数量、活力和活动。因此，保护公民生命的人，必须为社会提供最有效的服务。”19与此同时，宣扬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促进世俗福利、健康和国家财富。他们也非常重视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许多人希望“医疗慈善机构将被证明是一种慰藉，可以治愈社会创伤而不是刺激它们”。20另外，慈善机构本身也成为公民自豪感和成就的源泉，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公民理解并切实践行其社会责任的见证。21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激励下，很多上层人士积极投身于医疗慈善事业，英国逐渐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医疗慈善机构，它们致力于向“有用和值得帮助的”穷人提供医疗救济。18世纪英国医疗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慈善药房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最后，药房的出现也是18世纪英国医疗市场不断扩大、传统医疗行业转型的产物。近代早期，英国医疗行业是一种三级分工体系，即由内科医生（Physicians）、外科医生（Surgeons）和药剂师（Apothecaries）这三大群体组成。22三等级相互分离，界限分明。由于英国社会中专事疾病诊断、拥有开处方特权的内科医生人数稀少，且主要为贵族、富人服务，所以很难满足医疗服务市场，尤其是贫民病患者的诊疗需求。2318世纪英国的医疗市场随着消费社会的诞生而蓬勃发展，一个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急切地加入上流社会，要求提供医疗服务。24医治者和健康促进者的供应量随之增加，他们逐渐开始面向社会大众。在城镇里，医生们体验到了激烈的竞争、传统地位的沦落以及医学仅仅被看作是一门生意的职业文化。25
不断扩大和变化的医疗市场在刺激职业医师供应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传统的医学等级界限。18世纪后期，旨在改革内科学会的运动未取得进展，但是改革者们创造了一个讨论医学科学和慈善事业的新学会组织。25随后这个组织发起了药房建设运动，通过在城镇建立慈善药房，为生病的穷人提供门诊和家庭诊治活动。根据罗伯特·基尔帕特里克（Robert Kilpatrick）的记载，药房通常由执业医师建立，而且通常是由持不同观点的医生建立的。26许多药房的创始人往往是那些因宗教、国籍和诽谤而被排除在医学市场的局外人，他们无法获得医院的职位。对他们而言，建立一个药房是打破传统的职业等级制度、使自己成名的一种方式。如约翰·莱特森（John Lettsom）———一位曾在国外执业的贵格派教徒，他在与伦敦封闭的医疗行业作斗争时，建立了自己的药房。27此外，教学和临床医学教育的需要，也是许多职业医师参与建立药房的动因。如创建综合药房（General Dispensary）和威斯敏斯特药房（Westminster Dispensary）的医生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进行研究的愿望；28苏格兰首个药房由医学院（Institutes of Medicine）的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教授于1776年在爱丁堡开办，被用于教学。27
由此可见，慈善药房的兴起是近代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18世纪经济社会的变迁，英国的医疗行业也在因应而变。应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现有医疗机构的不足，以私人慈善为主导的药房应运而生，它们致力于为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救济。正是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下，慈善药房得以在伦敦和各郡建立。
二、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与发展
药房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起源于17世纪末。1698年，皇家内科医师协会在伦敦沃里克巷（Warwick Lane）开设了伦敦贫困患者药房（London Dispensary for the Sick Poor）。29这家药房本身只有两个房间，医务人员在此接待慈善病人，并分发药物。药房的开办是由协会约40名成员自愿捐助的，每人10英镑。30药房的开业，在当年4月14—16日的《邮递员》（The Post Boy）上进行了报道，宣布医师协会将“在全年的每周三和周六的下午免费为所有穷人提供咨询”。30从一开始，就有大量的穷人到来。在最初几年，该药房配药的速度是每年4000张处方。后来，这一数据上涨到每年18000张，并分别在圣马丁巷（St Martin’s Lane）和康希尔（Cornhill）的圣彼得小巷（St Peter’s Alley）开设了分支药房。31伦敦早期医学药房的建立救济了大量穷人，深受社会下层的欢迎，推动了此后英国药房的兴办。
进入18世纪后，医学人员陆续建立药房。然而，此间的药房形式各异，并无统一标准。如1732年，一群药剂师建立的一家药房，它仅被设定为对捐赠者的治疗，而不包括穷困病人；1750年，在伦敦柏立克街（Berwick Street）成立的一家药房，则是为付费病人和慈善病例提供“正规医师”的服务。281769年，乔治·阿姆斯特朗（George Armstrong）医生在伦敦红狮广场（Red Lion Square）建立了英国最早的“贫困婴儿”药房。32这是第一所以贫困婴儿为救济对象的药房，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言，“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家仅为救济贫困孩子而设立的慈善机构……只要父母真的穷困、情况危急，需要迅速救济，任何婴儿都会被接纳”。331772年，阿姆斯特朗写道，“这家慈善机构现在已经运行了3年，在此期间，药品和咨询是免费提供的，没有向大约3300名贫困孩子的父母索要推荐信”。31除了给生病的孩子开处方外，在药房，阿姆斯特朗医生把在饮食、卫生、衣着和清洁上教育父母作为他的事业。他个人承担了该药房运营的大部分费用，很少受到‘贵族和绅士’的支持，不久这家药房因阿姆斯特朗本人“陷入债务危机和其他不幸而关闭”。34尽管如此，贫困婴儿药房的开设及运营，为此后药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1770年，约翰·科克利·莱特森（John Coakley Lettsom）博士在伦敦奥尔德斯盖特街（Aldersgate Street）开设了一家综合药房，其中既有内科医生也有药剂师。这是首家建立良好、人员配备齐全、成功的药房，其独特的运作方式不同于以往的药房，成为此后其他药房的典范。与以往药房不同的是，莱特森将他的药房建立在一个互惠的义务体系上，由慈善人士协助写推荐信。想要进入药房的病人必须找到一个愿意给他们提供推荐信的捐助人。在病人离开药房时，规定他们必须亲自感谢这位推荐人。正如马兰（Marland）所说，“推荐信是富人慈善冲动的显着象征，是穷人感恩和顺从的激励”。35通过引入推荐信，莱特森的药房加强了捐赠者和贫困病人之间的互动，为其赢得了广泛支持。
除了日常医疗以外，莱特森的药房还为穷困病人提供家庭护理。在《旨在促进福利、节制和医学科学的提示》（Hints Designed to Promote Beneficence,Temperance&Medical Science）中，他发表了“旨在促进建立药房，将医疗救济扩展到穷人住所的建议”。36莱特森声称：“尽管在这个伟大的都市及其周围有许多卓越的慈善机构，它们为救济病人而存在。然而，当人们考虑到有许多穷人因其悲惨境况而无法离家，并由于缺乏适当的救济而死亡时，这个机构的效用就变得非常显着了。”37通过提供推荐信和家庭护理，莱特森的药房得以向“有用和值得帮助的”穷人提供有效的医疗救济，赢得了慈善人士的广泛认可。这在为其接受慷慨捐助创造条件的同时，也成为此后英国药房广泛遵循的范例。
在莱特森综合药房的影响下，药房在伦敦和各郡迅速建立。到1800年，英国共有38个综合药房。38这些药房每年至少接纳10万名病人，总出诊率通常是就诊人数的3至4倍，39其中约1/3是家庭探访，其余则是在药房就诊。40这一时期，一些地区的济贫法监护官也选择认捐现有的药房，甚至着手建立新的药房，药房则统一按监护官认捐金额的比例来救治由其送来的病人。41进入19世纪后，药房建设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在1820年，大都会约有25家药房，另有35家在各郡，更多的则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建立的。42药房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表明其得到广泛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药房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些医学界最杰出的成员也为这些药房提供服务。如英国皮肤病学的奠基人罗伯特·威兰（Robert Willan）多年来一直是凯里街公共药房的医生；内科医师协会的审查员、皇家学会会员约翰·亨特（John Hunter）博士，从1779年1月起担任威斯敏斯特综合药房的第3任医师；夏洛特王后的特聘医生詹姆斯·洛德（James Lord），也是威斯敏斯特综合药房的医生。43通过在伦敦和各郡开设药房，劳动人民更有可能获得职业医疗。39
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其他医疗卫生设施的发展，慈善药房的声望和重要性才开始下降。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贫困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日益为英国政府所关注，1867年《大都会济贫法》（Metropolitan Poor Act）提供了一个济贫法药房体系；44另一方面，医院通过对教学、研究和新技术的垄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许多医院开始设立门诊部，药房的大部分工作逐渐被医院门诊部所接管。随后，药房要么继续作为医院的附属机构，要么作为门诊部被吸收。40随着贫困病人向其他医疗设施的分散，慈善药房逐渐走向衰落。
由上观之，应对工业化转型时期英国城市社会和医疗需求的变化，慈善药房通过创新医疗救济形式、拓宽医疗救济范围，促进了贫富之间的互动，赢得了慈善人士的广泛认可，也为其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慈善药房也吸引了一批杰出的医学人士为其效力，增进了英国社会下层的医疗服务供给。据此可见，在英国社会转型时期，以民间慈善所主导的药房积极承担了其历史使命，为英国贫困人口提供了医疗服务。
三、英国慈善药房的运营特点
慈善药房的兴起，为英国城市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了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水平。而慈善药房独特的运作模式，在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济的同时，也促进了近代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药房的运营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资金来源方面，药房和志愿医院一样，主要通过捐赠获得资助，并将救济对象与捐赠者的推荐信相挂钩。药房的筹款活动包括每年一次的慈善布道，之后通常会举行周年庆典。许多药房也发表年度报告，其中通常包括它们的目标、规则、官员名单、救治的病人人数、捐助者名单和每个人捐赠的金额，有时也包括机构的总收入，45这使得药房的财务状况更加公开透明。资金困难时有发生，药房人员会定期邀请捐赠者参加晚宴，以增加资金。着名教会的布道也是一个不定期的收入来源。46作为对捐赠者的回报，他们获得了通过推荐信推荐慈善病人的权力。任何捐赠者一次能够拥有的病人数量通常与捐赠数量成正比。47例如，在圣玛丽勒本（St Marylebone）药房，1畿尼的捐赠使捐赠者有权在药房的账簿上拥有1个病人。每多捐赠1畿尼，捐赠者就可以在账簿上增加1个名额，5畿尼的捐赠者可以有6个名额。45莱特森解释说，“捐赠量定得很低，目的是让这一慈善机构更具广泛性，从而使勤劳的穷人在发病早期，容易从仁慈的邻居那里获得推荐信”。48
通常情况下，药房的捐赠者充当着机构的“守门人”，49穷人则在需要医疗救济的时候去寻找这样的捐赠者。整个过程中，捐赠者与慈善机构的受益人直接接触。正如1785年沃森（Watson）在药房慈善活动中所指出的，“富人有责任确保穷人获得必要的生存手段；作为回报，穷人应该感谢富人，感激他们，并尊重从富人那里得到的好处”。45因此，慈善药房通过将捐赠和推荐信相联系，既加强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互动，也为穷人接受慷慨捐助创造了条件。
第二，药房的日常管理及设施、人员配备相对单一，使得其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慈善药房通常采用合股公司式的运作方式，其捐赠者不仅被赋予推荐病人的权力，还被赋予选举管理者的投票权。药房由董事进行管理，他们是固定的捐助者，46管理委员会则是从捐赠人中选出。47诚如克罗森所言，“在选举中的投票权有可能激励人们支持药房，这一解释与一些药房将分配给特定捐助者的票数与其捐赠数量相挂钩的方式是一致的”。45药房的具体管理是由一名秘书和一名财务主管负责，并聘请了一名募捐者以收集捐赠。另外，药房通常拥有一名或多名内科和外科医生。少数提供助产服务的药房，则聘用了男性内科或外科助产士，同时也会雇佣女性助产士，并为每一病例支付费用。47大多数药房每周开放6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都要参加轮诊。当然，医务人员是义务性的，靠私人执业为生。但一些药房也会为医务人员提供报酬，每年的酬金从30英镑到100英镑不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酬金一致。药剂师常驻药房，是该机构的带薪仆人，每年领取30～100英镑的薪资，并享有“煤和蜡烛”津贴。他在药房分发由内科医生指导的药物，并接受来自董事的推荐信，然后转交给内科或外科医生。47当药房的医务人员辞职或退休时，管理人员会赠给他们一个“董事的职员”（Governor’s Staff）管理职位以示感谢。这些管理权也被赠给那些传教士，因为他们的布道吸引了捐赠。46
此外，大多数药房都是在租来的房间或屋子开业的，但随着病人数量的迅速增长，他们搬到了更大的场所，这些场所通常是专门建造的，有时也很气派。47通常药房没有病房及室内医疗设施，这使其摆脱了住院治疗的资本成本限制，降低了运营的成本。尽管药房与大医院相比影响较小，但其运营的独特性、经济性，提高了它们的受益范围。50正如海默尔（Highmore）在1810年所估计，“药房救助5万人仅花费了5000英镑，与在一年只救助6000人的一所医院相比，其花费都不足后者的1/3”。51药房经济、灵活的运作特性，既拓宽了其救济范围，也赢得了慈善人士的青睐。
第三，与医院相比，药房提供的医疗服务类型较为广泛。18世纪英国的志愿医院入院规则较为严格，且较少提供门诊服务，这极大地限制了医院的服务范围。药房则主要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及家庭探访服务，极大地弥补了医院的不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房所提供的家访服务：一方面，其极大地开拓了医疗服务空间，将药房与其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使得它们能够照顾范围更广的病人；52另一方面，家庭护理也为那些因病而无法离床的穷人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在贫困家庭中，突然的苦难可能是由突发疾病引起的。如果在关键时期给予适当的临时救济，那么随后的救助就不必要了”。53家访通常由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进行，其要求内科医生经常检查患有急性病症（如发烧）的患者，药剂师则必须每天去看望这样的病人。53一些药房也招募了助产士去孕妇的家中为其接生。54这意味着药房能够比医院治疗更多的病人。
慈善药房所处理的广泛的疾病类型及其提供的家庭护理，不仅增进了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也使药房医生群体得以观察贫困劳动者的真实生活状况。18世纪的医生依靠私人执业为生，因此，他们的职业目光集中在购买其服务的中上层阶级的生活上，55而对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知之甚少。药房的家访服务实际上把医生群体带入贫困一线，这既有利于传播健康知识，也有利于他们深入了解贫困、肮脏与疾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通过药房医务人员的医疗建议，穷人获得了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大量的家庭和个人卫生方面的建议。正如罗森所言，“这些机构有助于传播医疗信息，并使人们了解卫生的基本知识”。56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药房医生群体深入进行疾病病理与治疗的研究，使得药房成为培训医生、研究疾病的重要场所。正如扎迦利·科普所言，“从早期的药房开始，特别是伦敦的药房，对于那些打算成为专职顾问的医生来说，是有用的垫脚石；在各郡，希望在伦敦执业的医生发现药房是获得经验和声誉的有用场所”。57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药房医生成为公共卫生和创建流行病医院的先驱。
总的来说，慈善药房作为一个简易的医疗机构，具有受捐范围广、护理疾病类型广泛、经济灵活的特点，这使得其对“具有某些医疗特征的患者、不应分开的家庭、需要保护的病人，以及收入较少的捐助者来说是最佳的”。58慈善药房“小而活”的运作特点，弥补了医院的不足、助力了英国的贫困救济。而药房所提供的广泛的疾病护理及家庭探访服务，也使得其本身成为医生群体研究、观察疾病的重要场所，促进了近代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四、结语
医疗、慈善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既是近代英国医疗社会变化的产物，也折射出近代英国慈善医疗与贫困救济之间的关系。18—19世纪的英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逐渐加速的社会转型期，英国政府旧有的济贫法医疗体系不足以满足贫民的医疗需求，而在自由放任思潮之下英国政府也未能对普通民众医疗市场加以干预。面对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慈善药房的兴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空白，成为传统济贫法医疗服务与现代国家主导的医疗服务之间的过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慈善药房通过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济，有利于避免穷困病人病情的恶化，以及劳动家庭因疾病而陷入赤贫状态。这使得社区摆脱了处理越来越多的因病而陷入贫困的个人或家庭，从而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也彰显了慈善药房医疗济贫的本质。
不仅如此，慈善药房还创新了医疗救济的形式、拓宽了医疗救济的范围，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门诊医疗和家庭护理等新型医疗服务，这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助力了英国的贫困救济，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药房立足基层，为下层民众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及家庭诊治，弥补了志愿医院和济贫法的不足，成为转型时期英国城市社会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形式。正如桑普森·洛所说，“为穷人提供医疗救济而设立的药房，无论是在申请时还是在自己家里，都特别适合我们拥挤的地区；而它们的运营，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效率上，都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证明是综合医院的重要辅助手段”。59另一方面，药房医务人员深入贫困一线进行家庭走访，这既加强了他们与患者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也使得药房医生群体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疾病病理与治疗的研究，促进了近代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18、19世纪之交，许多药房医生积极投身于流行病医院的创建和公共卫生事业，为此后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慈善药房兴起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扶危济困、贫富互助的医疗慈善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此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硕博论文网是一家专业提供论文定制修改服务的网站，上10年的论文经验，无论是本科论文、MBA论文、MPA论文、硕士论文还是期刊论文，博士论文，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方便、快捷、安全的论文服务。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以供各位同学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注释
1目前学术界对“Dispensary”一词的翻译未有定论,张大庆主译的《剑桥插图医学史》(罗伊·波特主编,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中将其译为“诊疗所”;曹珍芬译的《19世纪医学科学史》(威廉·F.拜纳姆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将其译为“药房”;郭家宏、徐佳星在《旧济贫法体制下英国贫民医疗救济探析》(《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中将其译为“医务室”;王广坤在《19世纪英国全科医生群体的崛起及影响》(《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中将其译为“药房”,本文统一采用“药房”译法。
2I. S. L. Loudon,“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the Dispensary Movement in England”,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55,N o.3(Fall 1981).
3Paul A. Buelow, The Dispensary Comes to Chicago:Health Care and the Poor Before 1920, Ph. 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1997.
4Roy Porter, Diseas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550-186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2.
5George Rosen,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New York: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6.
6I. S. L. Loudon,“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the Dispensary Movement in England”,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55,N o.3(Fall 1981); Bronwyn Croxson,“The Public and Private Fa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Dispensary Charity”, Medical History, Vol.41, Iss.2(Apr. 1997).
7Barbara Pohl, Private Matters for the Public Good:The Dispensary Move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 A.:Wesleyan Universiey, 2011.
8(1)M. J. Chamard, Medicine and the Working Class:The Dispensary Movement in London, 1867-1911, Ph. D, University of Toronto(Canada), 1984.
9(2)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全科医生群体的崛起及影响》,《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郭家宏、徐佳星:《旧济贫法体制下英国贫民医疗救济探析》,《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10(3)(4)E. A.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9、68.
11(5)(8)Frank H. Ellis,“The Background of the London Dispensa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 XX, Iss.3(Jul. 1965).
12(6)Albert Rosenberg,“The London Dispensary for the Sick-Poo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14, No.1(Jan. 1959).
13(7)(9)William Hartston,“Medical Dispensar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Vol.56(Aug. 1963).
14(10)桂奋权:《18—19世纪英国志愿医院兴起初探》,《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15(11)The Eighteenth-century Dispensary Movement, http://h-s.www.rcpe.ac.uk.forest.naihes.cn/heritage/eighteenth-century-dispensary-movement. Access ed 20 May 2020.
16(1)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06页。
17(2)George Rosen,“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8, N o.4(O ct. 1953)
18(3)Barbara Pohl, Private Matters for the Public Good:The Dispensary Move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17.
19(4)Bronwyn Croxson,“The Public and Private Faces of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Dispensary Charity”, Medical History, Vol.41, Iss.2(Apr. 1997).
20(5)Roy Porter, Disease,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550-1860,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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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Dorothy Porter,“Medicine and Industrial Society:Reform, Improvement,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Victorian Studies, Vol.37, Iss.1(Fal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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